白云庄“五豆坊”困境折射出宁波公益社会组织尴尬现状—— 海曙超四成社会组织领头人年过65岁 到领头人干不动的那一天 这些草根组织何去何从
宁波公益网讯:磨了七年多的公益豆浆,白云庄“五豆坊”的几位领头阿姨有点干不动了,她们希望能找个接班人,把这个公益豆浆坊继续开下去。(本报曾做系列报道)
经社区和本报的呼吁,相信“五豆浆”这根公益接力棒会继续传递下去。可在连日走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一个尴尬的现状:海曙有各类社会组织1200多家,其中超过四成社会组织的领头人,年龄已经超过65岁。
这些社会组织,不乏名声在外的,很多公益性组织也已成了一个区域内的特色服务品牌。比如南门街道柳锦社区的“王亚萍书屋”、“康伯红线”等。
可当领头人老去,他们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团队该何去何从?
超四成社会组织领头人年过65岁
南门街道已有十余社会组织消失
南门街道柳锦社区的“王亚萍青少年希望书屋”,成立于2002年7月。
发起人王亚萍是位退休教师,她爱读书,也希望身边的人能多看书。为了方便柳锦社区的居民就近看书,“王亚萍青少年希望书屋”免费对外开放了。
12年来,书屋的图书从最初的400余册,增加到现在的8000余册,借书人次累计超过8万人。
可王亚萍今年已经90岁了,终有一天,老人将无力经营书屋。“到时,她打算把藏书捐出来。”海曙区南门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范迅说,老人也想过把藏书留给社区,可没有合适的人继承打理,她不放心。
没有合适的继承人,这是个大问题,这也不仅仅是“王亚萍书屋”的难题。
2011年,宁波市在“探索新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机制”项目中,将发展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重要实践,社会组织这一概念,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
如今,仅海曙区就有各类社会组织1200多家。“初步估算,有超过四成领头人的年龄已超过65岁。”海曙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说,这些社会组织多是草根类组织,最初多是由一两个志同道合的社区老党员或骨干发起,组建时间不等,长的十多年,短的也有七八年了。
这些草根类组织,在社区往往有不小的影响力,一些也已成了所在社区的特色品牌,其中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不在少数。
社会组织按类别分为社会公益类、文娱类、和谐促进类、应急处理类等,“各类社会组织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覆盖不到的个性化服务,协助社区解决了一些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裘丽萍说,海曙的社会组织中,有帮助调解邻里纠纷的,有给居民带去娱乐活动的,有给居民提供公益服务的……
可在草根类的社会组织中,领头人很关键。
“组建时,通常是凭着领头人的个人魅力,或者因相同的兴趣爱好,几个人走到一起。一旦领头人出了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团体的发展。”南门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夏济龙提及,他们曾有个社区文娱团体,规模最大时有团员近六十人,在市、区各类文艺比赛中获奖无数,后因领头人无力经营,导致团体分解。
去年年底,海曙区南门街道对辖区内的社会组织摸了个底,全区有187家各类社会组织,较最盛时,已有10多家消失。
“领头人因为年迈,无力经营是主要原因。”夏济龙说,在南门街道,领头人年龄偏大的问题更突出,有四成领头人的年龄已有七八十岁。
现状
自然消亡、资源整合还是岗位购买
海曙也在探索最合适的道路
今天的社会管理,已经开始越来越注重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分散在基层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
裘丽萍一直在关注社会组织领头人的问题,近年来,她留意到确实有一些社会组织正在逐渐消亡,也有领头人因为年龄、能力等的制约,在团体中出现了各种问题。
对于未来社会组织的出路,裘丽萍认为,一部分不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会自然消亡;一些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调整的目的;另外,不妨借鉴北京岗位购买的措施,来弥补领头人的不足。
第一种形式:自然消亡
裘丽萍举了华兴社区京华苑的例子,社区有一个别墅区,业主入住后发现,开发商无法兑现当初的许多承诺,因此对开发商、物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集体抵制物业不交物业费。协商多次后,物业公司没辙了打算退出。
这时,社区几位退休老干部站出来了,成立了一个处理物居问题的顾问小组,专门帮忙化解业主和开放商、物业的矛盾,效果很好。
现在,矛盾解决了,顾问小组的功能自然就弱化了。“这不着急,因为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社会需求。”裘丽萍说,要允许一部分不适应当下需求的社会组织自然消亡。
第二种形式:资源整合
柳锦社区的康伯红线,是海曙知名的红娘品牌,领头人康裕定已经80多岁了。前不久,街道出面将分散在各社区、辖区企业的红娘组织整合到一起,成立了南门街道红娘大本营。大本营目前由康伯红线、金牌红娘队、心缘助力队和佳缘接力队四支队伍组成。
“由单体走向联合,通过这个大本营,使红娘队伍不断壮大,跳出本社区为更多单身男女提供服务。”夏济龙说,不仅康伯红线,一些类似的社会组织,也可以进行资源整合,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服务。
第三种形式:岗位购买
2012年,北京市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的探索中,开始试行岗位购买这一措施。当时,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人员中,存在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兼职多、专职少等问题。
具体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招聘一批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再分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岗位上,每个岗位可以获得一笔经费补贴。
裘丽萍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未来解决社会组织领头人问题的主要途径。“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对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未来是否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行政管理费,增强市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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