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邻里中心巧为媒 社区协同治理方兴未艾

薏苡

　　如何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如何统筹利用社会公益资源？如何提升居民社区建设参与度？



　　记者 董小芳 江东记者站 张绘薇 杨 磊 文/摄

　　楼上噪音太大，楼下邻居每晚都睡不踏实，怎么办？准备回老家过年，自己养的宠物狗无人照料，可该怎么办？独居老人腿脚不便，想找人帮忙买菜，又该怎么办？

　　江东中兴社区的居民会告诉你：到社区邻里中心！只要写下需求，就会有热心的邻居尽力提供帮助。

　　如今在江东区，这样的社区邻里中心有５８个，已经在该区城市社区实现了全覆盖。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服务需求急剧增加，服务内容也日益细化，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难免觉得力不从心，社区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包括如何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如何统筹利用社会资源，以及如何深化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等。

　　于是，社区邻里中心应运而生。它作为一个枢纽性平台，试图通过发掘社区本身的资源，既管理服务好社会组织，又能利用自身优势承接部分政府部门职能，开展更多公益服务，真正实现居民参与、自主运作、自我服务。

　　从２００８年第一批试点运行到现在，江东区社区邻里中心已经“破茧成蝶”。

　　联合国副秘书长、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格林斯潘女士认为它“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区等各个层面的资源，实现多方联动的新模式，值得广泛推广”。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指出“社区邻里中心的探索，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江东区邻里中心还成为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社会创新基地，并获得全省惟一的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入围奖。

　　社区邻里中心到底有何奥妙？它又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基层社区自治的先进经验？不妨随着记者深入打探一番。



　　创新手段

　　社区工作有了“减压器”

　　前不久，华光城社区接到关于生活便民指数的调查统计任务。与以往的发愁焦虑不同，社区书记王晓薇一个电话，社区内就有一支居民队伍主动将其“承包”，短短几天就完成了上百户居民的入户调查。

　　这样的省心事，在如今的江东区颇为常见。

　　划船社区邻里中心就业志愿服务队，根据失业人员的家庭情况、技术特长、培训需求及择业意向进行针对性的服务。通过政策宣传、技能培训、现场招聘等活动让社区就业率达９９．８％。

　　新城社区邻里中心１６支红袖章车库巡逻队，定期在车库及周边巡查，让车库整洁畅通，使小区环境更美。

　　“我们对邻里中心的定位有三大职能，第一条就是承接政府公共服务或社会事务项目。其目的就是充分统筹利用社区资源。”江东区民政局局长宋修竹说。一方面是社工面对繁多的行政事务忙得焦头烂额，无暇更好、更细致地为居民服务；另一方面，社区内不少热心的居民空有时间和热情却无处施展，居民参与度低。于是，江东区尝试借助邻里中心的平台，让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部分承接行政事务或社会事务项目。

　　如何让“承包”规范和可持续？江东区制定了“费随事转”、“第三方监管”等一系列工作原则。如中兴社区邻里中心的老年互助社“承包”了“和谐社区问卷调查”任务，在其所作的调查问卷经过审核、抽查后，社区就依据“费随事转”原则，将上级部门下拨的每张问卷１０元的工作经费付给了老年互助社。

　　据了解，目前社区邻里中心“承包”的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多是一些统计调查类项目。记者走访发现，近两年江东社区内的文明城市创建、人口普查、社区换届选举、慈善一日捐、出行调查、地名普查等工作，社区邻里中心都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除了这些行政事务，不少社区组织还通过社区邻里中心平台，做了很多社工想做却没有太多精力去做的事情，给社工减了负，推动了社区和谐。

　　太古城社区内的一家酒店搞装修，将空调外挂机挂在了居民楼的下方，楼上居民不堪噪音困扰，酒店又不同意挪动位置，矛盾一触即发。社区邻里中心内的“陈武昌娘舅调解工作室”得知后，多次到现场查看，一方面入户走访居民，另一方面利用组织内有人懂机修的优势多次与商家沟通提出修改方案。最终，一场即将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矛盾被消除。

　　贺丞社区邻里中心的“花季护航义工服务岗”，义务在校园周边维护校园安全，管理交通秩序，使学生平安回家，受到社区居民好评。

　　社工们无不感慨：“自从有了社区邻里中心，不少过去依赖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性工作，如今都可以借助邻里中心来完成。我们的负担减轻了，也可以有更多精力走访联系、服务群众。”

　　拓展载体

　　社会组织有了“孵化器”

　　建立起邻里中心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避免“三分钟热度”，不仅让社区社会组织在此安家，更要生根、孵化，形成推动社区发展的持续动力。

　　对此，江东区一支名为“啄木鸟”的社区社会组织深有感触。“起初不过是我们几位退休在家的居民想通过拍照片的方式，捕捉社区不文明现象，给大家提个醒。没想到社区邻里中心非常重视，不仅给我们寻找场地设置‘曝光台’，还联系专门的老师指导我们，对曝光的不文明现象也及时予以劝导。现在大家越干越有劲，队伍也壮大到３０多人了呢。”一位组织成员告诉记者。

　　时至今日，无论是承接行政事务还是更好地为民服务，社区社会组织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服务区域内的社会组织，是各社区邻里中心的重要职责。

　　首先是政策上的保障。江东区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江东区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关于加快推进社区邻里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对社区邻里中心的定位及规范化建设等均提出了明确要求。

　　有了政策，还得有经费。为确保社区邻里中心可持续发展，江东区明确区财政按照户籍人口每人每年不少于２元的标准补助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街道按照相同的标准每年安排日常运作经费；民政部门每年争取不少于５０万元的福彩公益金，开展民生项目服务公益创投和奖励示范组织。充足的经费保障极大调动了社区社会组织实施公益项目的积极性。

　　有社区社会组织缺技能，社区邻里中心就送培训。通过举办骨干培训班、知识讲座、信息咨询、社会组织交流展示等活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专业化服务。

　　通过邻里中心的纽带作用，原先松散、无序的社区社会组织聚集了起来，部分休眠状态的社会组织重新活跃起来，一些萌芽期的社会组织也适时成长了起来。

　　从２００８年试点运行到现在，江东区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以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在不断增加，一大批适应民生需求的新社区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如中兴社区的“文明小喇叭”、丹顶鹤社区的“节水达人俱乐部”、波波城社区的“Ｕ生代”服务中心等。

　　不仅如此，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型也打破以往文体类为主的特点，社区公共服务类、救助类公益组织发展迅猛，目前已达６００多家，占该区社区社会组织总数的近７０％。

　　据统计，截至目前，江东区备案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已达８９９家，较２００９年５４１家增长７１．２％，备案登记率达到９８％，每万人社区社会组织数达到２４个。其中，区级及以上示范型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占到１０％以上。

　　完善机制

　　公益服务有了“助推器”

　　在中兴社区邻里中心，记者看到一个“服务需求对接台”。平台有三栏，一是“事由”，二是“认领”，三是“回复意见”。

　　“‘事由’就是居民的需求，‘认领’是需求与社区社会组织对接的过程，‘回复意见’就是处理结果。”社区书记姜颖介绍说。比如张阿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想找个人帮忙买菜，于是她就在“事由”一栏填写了自己的需求，社区邻里中心的红蚂蚁志愿服务队看见后，就进行了“认领”，并在“回复意见”中写道“会尽快找到合适的人上门服务”，这样一来，张阿姨看见也放了心。

　　如此贴心的服务，自从有了社区邻里中心以来，江东区居民感受到的就越来越多。

　　每月８日，划船社区邻里中心门前就热闹非凡。缝补衣服的、量血压的、修小家电的……有一技之长的社区居民椅子排开，为邻居们提供各类便民服务。他们来自社区邻里中心，名叫“阳光八号”。

　　在徐戎社区，每逢星期五，由退休老中医李沙带领的社区卫生队就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他们来自社区邻里中心的“星期五李沙诊疗室”。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需要社会提供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邻里中心的运作，正好弥补政府公共服务行为不能覆盖的“盲点”。

　　不仅如此，为了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服务，江东区还依托社区邻里中心，把社区群众需求强烈、公共服务难以覆盖、市场服务难以提供的服务内容编制成公益创投项目。在全市率先探索政府扶持、社区“点菜”、邻里中心运作、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参与、第三方监督、百姓受益的“六方联动”公益创投新机制。

　　在江东区邻里中心采访时，记者恰好遇到了前来坐诊的陈医生。陈医生是来自宁波市第六医院的眼科医生，每周他和同事们轮流在此坐诊２—３次，为辖区内的困难居民提供免费的检查、验光等服务。这就是已经立项的公益创投项目之一———“明眸工作室”，由江东区老年协会、江东区慈善总会、宁波市第六医院、宁波市博士眼镜公司抱团合作，专门为特定群体的老年人和青少年免费配置老花镜或近视镜。

　　据了解，江东区已累计实施社区公益项目百余个，涉及就业、社会保障、救助、公共卫生及社区文化、社区安全、环境保护、生活服务、专业化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一些个性化需求。都是政府部门公共服务一时难以覆盖，却又是百姓生活切实需要的。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激发社会资源活力，提高各方面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的力度，最终实现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的目的。”江东区邻里中心负责人说。

　　借助社区邻里中心这一载体，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明显提升，社区民主自治正逐渐由“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据统计，目前江东区共有４．５万余人次参与到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城市发展、社区建设可依托的重要资源。